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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毛泽东

重新思考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遗产

作者:石中英   来源:互联网   阅读:18   评论:0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一生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和大量的教育论述,涉及教育实践的各个领域和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干部教育、扫盲教育,从教育事业的性质、价值取向、指导方针、教育目的到教育改良、教育革命、学制改革、课程与教学改革、学习方法,从教育领导权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到德育、体育以及广义的学风问题等等。这些丰富的教育实践以及建立在这些实践基础上的系列教育主张构成了毛泽东一生革命工作和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广泛和长期的影响。然而,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无论是毛泽东在世期间还是1976年逝世之后,整个中国学术界包括教育学界对他的教育实践和思想体系的研究始终没有能够理性地开展起来。时至今日,他提出的一些重大教育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所开展的精辟论述已逐渐不为教育决策者、研究者和一线教师所熟知。基于这样的背景,今天我们提出重新思考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遗产,一方面是要重温当年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和中国教育问题所发表的深刻论述,另一方面也是要进一步深刻理解和重新评估毛泽东深刻的教育论述及其对于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毛泽东有关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①

  众所周知,毛泽东青年时代曾经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也曾做过一师附小的主事和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师,对于教育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1921年底,毛泽东虽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中,他还是写到自己终身欲从事的事业为教育事业、终身欲从事的学术领域为教育学,足见教育问题和教育事业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此后,不管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始终以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身份,时刻关注着教育问题,发表了大量有关教育工作的论述。他的教育论述论题非常广泛,既涉及教育与其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也涉及教育内部的方针、目的、课程、教学、评价和师资问题,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和高度的一致性。在他的诸多教育论述中,有一些论述处于比较核心和关键的位置,构成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教育性质始终是毛泽东所关心的重大教育问题之一,对教育性质问题的认识决定着他对于其他重大教育问题的认识。“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受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影响,重视教育的人文性,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格教育论”、“教育救国论”和“教育独立说”的主张,对传统的教育多有批判,希望通过教育的变革完成国民性改造的任务,将教育的变革置于社会的变革之前加以考虑。“五四运动”之后,受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并基于自己从事乡村调查和创办工读新村、工人夜校和农民补习学校的经验,他渐渐地认识到教育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现实社会系统中运行的。教育上诸多问题的根子不在教育,而是社会的弊端使然。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没有文化这样的问题,像杜威、晏阳初、陶行知那样单纯地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是不行的,必须要从根本上开展政治革命,打倒地主阶级。“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1]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教育的性质根本上还是社会性、政治性,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那些在政治、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文化、教育上也处于统治地位,并希望自己所统治的学校能够为巩固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统治服务。由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上的问题,单靠教育界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首先解决社会的问题。而且,教育问题的解决须纳入整个社会问题的解决系统中加以考虑,并服务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教育价值问题是毛泽东所关心的另一个重大教育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为谁办教育”或“什么是理想的教育”的问题。像当时的许多进步教育家一样,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最缺少文化、最需要教育的是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因此理想的或进步的教育一定是为他们而办的,是为着他们的自由、平等和福祉而办的。旧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少数人的教育,而不是多数人的教育;是统治阶级的教育,而非人民的教育。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社会主义的教育就是要变革这种教育的价值取向,将大众的教育、人民的教育作为根本的价值方向加以追求。这个价值认识贯穿毛泽东的一生,始终不渝。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多次明确提出,教育“要向工农开门”;1950年,他在给《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时提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1958年,他更明确提出教育的“人民性”,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价值属性。“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恶君,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3]基于这种价值认识,无论在其早期的革命生涯中,还是在其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都非常重视最大多数人民的扫盲和教育问题,强调基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采取多种途径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反对和批判那些以各种名义将工人农民拒之于教育大门外的观念和行为,致力于让广大人民享受最广泛的文化和教育权利。

基于上述对教育性质和教育价值的认识,在教育目的问题即“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将此方针表述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5]看起来,“劳动者”的培养不仅是针对劳动人民而言的,也是针对知识分子而言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之后对各级各类人才培养规格的总体规定与期望。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有关教育要培养“劳动者”的观念,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观念。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教育领域存在着“学而优则仕”的风气,学习或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社会的精英人士,将社会的优秀青年包括一些贫寒子弟输送到社会上层,成为人人仰慕的“人上人”。“劳动者”教育目的的提出是反其道而行之,其背后体现着毛泽东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劳动创造价值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传统教育培养严重脱离劳动人民的“人上人”从而复制社会等级结构的严重不满。当然,毛泽东观念世界中的“劳动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或抽象意义的纯粹概念,而是反映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文化的劳动者。在造就这种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问题上,基于当时青年人的政治思想状况,最重视的是“社会主义觉悟”,毛泽东强调要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提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6]

  如何造就这种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呢?在毛泽东看来,唯一的选择就是打破传统学校教育的藩篱,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众所周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现代化大生产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认为其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有效途径,也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基于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的特殊实践,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命题,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根本的教育原则提了出来。这里的“教育”不单是指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干部教育等所有的教育形态。早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毛泽东在开展平民教育的实践中就认识到,一些“洋学堂”、“洋先生”之所以不受老百姓的欢迎,原因在于他们所讲授的内容完全是“城里的东西”,脱离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学来学去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途。所以在毛泽东自己开办农民讲习所、工人夜校以及后来在瑞金、延安时期创办红色学校的讲话致辞中,都反复强调教育要同革命斗争相结合、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939年,毛泽东在给抗大的题词中指出:“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7]195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接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8]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还提出,农村里的中小学校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城市里的中小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作坊,也可以同工厂或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临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总之,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从小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和良好的劳动习惯,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摒除剥削阶级历来不劳而获和鄙视劳动人民的恶习,树立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要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不改造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其一生当中多次论述过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9],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他同时指出,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1939年5月4日,他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一次演讲中,基于对中国革命任务的总体分析提出:“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10]也就是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提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11]他把是否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看成是判别知识分子革命性或进步性与否的根本标准。同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纪念“一二·九运动”5周年大会的演讲中再次指出:“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攻无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自然,我们要反对那种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12]1949年前后,毛泽东确立了“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按照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的要求,开展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其目的在于发展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经过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各种思想教育运动,毛泽东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13]。但是不久以后,由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进行了错误的估计,导致“反右”斗争扩大化,并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错误的认识论基础②。

以上是毛泽东有关教育问题的重要论述。尽管这些论述不是在一个时期以整体的面貌系统阐述的,并且各自还有各自的形成路径,但是它们之间具有非常鲜明的内在关联性,共同构成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主体部分,也极大地影响着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实践和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毛泽东重要教育论述的方法论基础

  作为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就以上五个重大教育问题发表了自己明确的看法,他的论述视角和方式迥异于教育学领域的专家,有其独特的方法论基础和特色,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作为一位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政治家,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论述采取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而不是专业主义的视角。整体主义的视角是将教育工作纳入民族革命、阶级斗争和国家建设的整体视域加以审查,而不是孤立地以一位教育专家的眼界看待教育。若以一位教育专家的眼界来看教育问题,看到的可能只是经费、人员、课程、教材、儿童等一些具体的教育要素或相关问题,考虑这些具体要素的配置或相关问题的解决。若以一位政治家的视角看待教育,就容易看到教育工作对于整个社会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看到教育活动自身如何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的影响与制约,从而找到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和变革教育的社会策略。更重要的是,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待教育,还能够看到革命运动本身对于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巨大教育意义,不再将教育等同于狭隘的学校教育,有利于形成一种更加开放的大教育观。事实上,在毛泽东一生有关教育的论述及实践中,学校教育的论述和实践虽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他在工农教育、革命教育、扫盲教育、干部教育乃至知识分子教育等领域的论述更是大量、生动和深刻的,远远超出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正规学校教育的范畴,这在中国几千年教育史和近代以来的教育学史上前所未有、独树一帜。

  其次,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审视教育问题、展开教育论述的时候,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承认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于教育工作的决定性作用。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4]根据这样的一种方法论,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反对教育工作脱离实际,反对教育工作不考虑革命和建设的环境、阶段、要求,一味地追求制度化、正规化和专业化的倾向。例如,1944年,他针对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片面重视正规教育、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而忽视农村经济、文化、人口分布等特点以及教育内容脱离生产和生活实际的问题,发表一个重要讲话,就边区的教育工作如何适应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口、地理环境的特点做出具体的指示,如学制应该反映农业生产的特点,搞三学期制,以便农忙时学生可以回家帮助耕作;学校布局要以村为单位,不要以乡为单位,这样不仅可以缩短孩子上学的距离,而且可以为家庭节省孩子寄宿的费用——“寄宿要交粮食,在家里吃饭六七斗便够了,交学校要一石三斗,……这是不妥当的”[15];教员的补充不能都指望师范生,可以采取“老百姓教老百姓”的方式,“认识十个字的就可以当组长,认识一百个字的就可以当委员长”[16];在办学体制上,不能光强调公办,也要重视民办;在教育的类型上,除了要重视学校教育外,更要重视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干部教育等,从而“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17]。这些认识矫正了当时边区教育工作的一些偏差,使边区教育工作能够得到健康发展,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


标签:中国社会 知识分子 高等教育 无产阶级 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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